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最近大家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是“二胎化”人口政策的公布。由此开始，在我国实施了30多年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终于因应大众的呼声，并着眼于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内在要求，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调整。不管是当初实施这一政策，还是今天对这一政策的修正，所诉诸的基本原因都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管是从历史的、跨国的，理论的、还是现实的各种角度来审视这一现象，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人口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始终存在紧密的联系。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在大多数的年份里面，与工业革命前的世界各国一样，为现代增长理论所关注的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要素在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的作用，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中长期，抑或是在中国朝代更迭的周期之内，其显著性都没有得到有效地验证。此外，土地这一自然禀赋条件在相同的时间周期内也是相对固定的，所以，人口成为这种朝代更替型经济增长模式中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同时，由于大多数人群生活水平的相似性，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长期缓慢增长，使得几乎单凭人口数量就应该能够成为衡量那个时代各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非常重要的指标。而且在这一时间段中，中国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周期性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预计的周期性变动是一致的。这其实也就是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所定义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当中的“马尔萨斯”时期。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产业体系的彻底变革和技术进步最终突破了人口数量对于经济增长决定性作用的局限性。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匹配，加之一波又一波的技术进步的潮流，这些成为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工业革命之后的二、三百年当中，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或者人口的质量维度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决定力量。然而，进入到这一个新的世纪之后，面对资本边际产出效率的递减、重大突破性技术进步的缺席，主要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主要的经济增长驱动力都陷入疲软状态，人们逐渐意识到，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中，人口质量的提升也难以弥补人口数量降低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增长动力缺乏的重要原因。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未富先老和新生劳动力的快速下降更成为当前我国跨越较低发展阶段的重要阻碍。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在没有强制性外部干预等外生冲击的条件下，生育行为在整体上是家庭的理性选择行为，这在Becker的一系列经典论文中已经得到了完整的理论解释。一个社会整体的生育率，即婴儿数量的选择，甚至是孩子的质量，都是家庭在综合各种内外部条件，如收入、教育成本、养老成本、税收因素等等变量的影响之后做出的最优化选择。所以，从真实的经济发展状况出发，政策手段从个体行为激励的最优化着眼进行设置，寻求质量和数量均衡型的人口发展路径，达到微观行为和宏观效应的一致，才是适应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人口政策。
